那一年，冬末的冷雨几乎将整座城市的色彩洗刷殆尽。

父亲的葬礼办得极其仓促，冷清得就像一场不合时宜的谢幕演出。当最后一捧泥土落在棺木上时，那个一直与我们维持着脆弱礼貌的金发继母，甚至连眼眶都没有红一下。她穿着一身剪裁极为高挑、将成熟丰腴的身材包裹得近乎刻薄的黑色套装，踩着细长的高根鞋，在泥泞的墓园里发出的每一步脆响，都像是在催促着仪式的结束。

回到那栋位于郊区的巨大洋房后，分完财产的继母没有一丝留恋。她指挥着搬家工人，将父亲生前珍藏的古董、字画以及大件的红木家具一件件搬空。皮鞋踩在空旷的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空洞、冷硬的回音。

“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寄生虫。”在关上那辆黑色轿车的车门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