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验室的铁门在身后关上之后，我在郊区工业园区空荡荡的停车场里站了很久。安德烈叫了一辆车，把裹着床单的我塞进后座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——一个女人裹着白色床单，头纱从床单边缘漏出来，脸上没有血色——然后迅速移开了目光，大概以为接了一个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病人。
安全屋的楼梯从来没有这么长过。六段木质台阶，每一段转弯处都有一扇落满灰的窗户，窗外的梧桐枯枝在冬日灰白的天空下像一幅静止的铅笔画。安德烈扶着我走完最后一阶，把钥匙塞进我手心里，然后看着我推开门。她想说什么——嘴唇嚅动了几下——但最终只是把我的手指在钥匙上按紧，转身下了楼。她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渐渐消失。她大概意识到任何话都无法穿透这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