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姐从新加坡回来那天早上，我站在任总的办公室门口等她。她走出电梯时，我看见她的第一眼，心里忽然有一种东西落回了原位。她穿一身藏蓝色的套装，领口别了一枚银色的胸针，走路的步子还是老样子——不紧不慢，每步都用足弓先落地。

　　她汇报完工作，我拉她到一边，低声说：“安姐，任总放我们假了，你可要好好陪陪我。”

　　“真的？”

　　“当然真的。”

　　任总在办公桌后头叫我们：“你们俩一见面就又黏糊上了？过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”

　　我和安姐站在他的桌前。实木桌面上放着一只铜制的笔筒，笔筒里插着三支笔，两支黑色的，一支红色的。那支红色的没有戴笔帽，笔尖朝上，像一小截凝固的血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