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





　　2000 年 3 月，柳河县城

　　三月天就像得了痨病，咳一阵就冷一阵。我把胳肢窝里的旧伞往上颠了颠，伞把硌得肋骨生疼。我站在机械厂大门的水泥柱后面，柱子上的红漆剥了几块，露出里头的青灰色，麻麻赖赖的，跟长满了疤一样。

　　我踮起脚找爸，他那件蓝工装被洗得发白，手肘上有两块磨出来的黑斑。

　　“这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，厂子不是要倒了吧。”

　　“听上面合计是要改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呵，还改制，曹大奎他狗日的是要把咱们工人的厂子变成他的厂子！到时候还不是变着法儿撵人？估摸着要下岗一半人！”

　　“曹大奎我日你姥姥！”

　　我把铁门柱上的漆皮抠下一块。那声“下岗”两个字像颗小石子，骨碌碌滚进我耳朵眼里。我看见二蛋爹的嘴巴开合着大声嚷嚷，二蛋爹的嘴角还有两道口罩箍的印子。

　　忽然肩膀一轻，书包带子被人拎了起来。爸的手套糙得像砂纸，蹭过我脖子。

　　“杵这儿喝西北风？”

　　油布工具包的窸窣声贴上来。爷爷的步子跟在爸后面，手里那包油布裹得严实，凸出来的形状像半截撬棍。我看着那包工具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爷爷在灯下蘸着豆油一遍遍抹量具，油星子溅到报纸上，把上面的字迹都给润开了。

　　“爸。”我紧走两步扯住工装下摆，“厂子真要换老板？”

　　爸没停脚，手套在我后脑勺轻轻一磕：“小子听风就是雨。”

　　晚风捎来半句零散的“...砍一半...”，我把伞抱得更紧了。铁皮伞骨硌着心口，比厂长过年送来的那袋苹果还沉。

　　...

　　巷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蒙层油污，里头东西也跟着臊眉耷眼。我把攥出汗的五毛钱摁在柜台上，硬币在玻璃面磕出脆响。

　　“拿个作文本。”

　　柜台后面伸出只枯树杈似的手，指甲缝嵌着黑泥。我眼睛跟着那手扫过柜台里五块一包的红双喜，顶上印着烫金囍字，爸说过那是喜烟。

　　“...文件下来了吧？”柜台后的嗓子眼像卡了痰。

　　“县里那帮孙子！”隔着柜台的男人唾沫星子飞在玻璃上，“第一批就咱机械厂！”

　　窗台上的收音机滋滋响，飘出来半句“...国有企业改制...”。改制这词我熟，厂门口天天有人喊，饭桌上也提过。可改啥、咋改，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改完了有人得砸饭碗。

　　“减多少？”卡痰嗓子问。

　　“嗐！砍一半！”

　　我的手指头在裤兜里蜷起来。我数得清：爷爷、爸、二蛋爹、柱子他三大伯...早上打厂门口涌出来的灰蓝工装，砍一半，巷子里就该空出一半。

　　我抓了本子扭头就走。柜台玻璃映出身后两个佝偻影子，大人嘴皮子翻动着的黑窟窿让我想起院子里老猫叼着死耗子的模样。

　　...

　　经过县招待所的路上，眼睛被灯箱招牌晃的不自觉眯了一下，“招”字缺了右下角，像个跷脚老汉。我抄近路走墙根，黑糊糊的影子被灯箱红光抻得老长。

　　一道亮光突然刺进眼里。门口一辆桑塔纳敞开车门，钻入个拎包的人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的拎着个样式很新颖的手包。

　　“您慢着点...”弓着腰，穿着黑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凑在车窗边一脸谄笑，一张黑红脸膛笑得挤出褶子。

　　我认得，那是曹厂长。

　　“...职工安置费这块...”皮包男的声音刮耳朵。

　　车窗缝又挤出半截话：“老曹放心，何县打过招呼的...”

　　招待所的门缝里漏出酒局的喧嚣，碰杯声叮当响，吵闹得很。

　　...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罩菜碗刚掀开，蒸腾的白汽扑到灯泡上，房顶顿时长了层毛。妈妈的红笔在作业本上拉出刺啦声，比爸喝滚粥的吸溜声还响。

　　“厂里...”笔尖顿在本子上，墨汁在“阅”字右上角聚成个痦子。

　　爸的筷子一下戳进腌萝卜的碗底：“就那样。”

　　红笔咔哒按回去，“啪”一声被摔在了桌面。妈妈的眼睛扫过来，镜片后头凝着两个小光点：“延延，好好念书。”

　　“别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　　我盯着萝卜条上沾的红辣椒末，像溅上去的血点子。我想说听见的“砍一半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爸的呛咳打断，咳得他搁下筷子直喘气。

　　妈妈把凉开水推过去时，声音轻得像飘纸钱：“日子怎么过...都是过。”

　　夜里，火车轰隆声碾过县城时，窗户纸嗡嗡直响。我笔尖一抖，本子上“制”字多出条歪腿。

　　樟木箱底的奖状会发霉，桑塔纳的黑漆能发亮，厂长的脸说变就变。妈妈说的操心，我到底没弄明白是什么，只记得爸吃饭时脖子梗得老高。

　　桌上搪瓷缸子剩个底儿凉茶，我光脚板贴过冰冷的水泥地，把缸子捧到房门口的板凳上，黄漆凳面上凝着薄薄一层月光。

　　“一会去看下延延睡了没。”

　　“你...厂子里的事正烦着呢，没心情。”

　　远处铁轨又开始震颤。爸说过铁轨尽头通北京，北京人坐火车是不是就不用听风哭？我把脸贴到冰凉窗户上，风裹着煤渣味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夜风正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县城，把褪色的“安全为了生产”横幅吹出噗啦啦的声响，像谁在翻动黄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