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夏天，除了粘湿的空气，和无处不在的蚊虫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其他的感受了。才刚过六点，这座南方小城已经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狭小的单人监室里，头顶那台老吊扇吱呀吱呀地转，搅动的却全是热烘烘的风，吹在脸上反而更添了一层湿腻。幸好手腕上的手铐还会时不时传来一点冰凉的触感，虽然它也在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手腕上的每一寸皮肉，留下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印记。不过相比于刚住进这里时地崩溃，现在也算习惯了很多。

死刑复核裁定书前些天已经下来了。我的生命也正式进入了倒计时。因为一些难以启齿的原因，我被关在这间单人监室里已经好几个月了。发呆成了我日常唯一能做的事，我常常一个人蜷在床板上，把自己二十多年的人生翻来覆去地想，尤其是那几年的每一次选择，如果当时……

“夏安怡！”
“到！”

思绪被一声脆亮的喊声生生拽了回来。一年前，我从出租屋的床上被带走，此后漫长的关押时光里，无数次点名、提审，这种应激式的答复，早已长进我的骨头里，不用过脑子，嘴就先动了。我慢慢从床板上蹭下来，脚镣拖在地上哗啦哗啦地响。走到铁门背后站定，门哐当一声拉开。

“出来！双手抱头，蹲下。”

门口站着一位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年轻女警，说话时语气平平的。可这几年的经历，我练出一种奇怪的直觉——从人话音里那一点点起伏，就能预感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。此刻，她的声音里藏着一丝淡淡的可怜与悲悯。我想，应该是日子到了。果然，她接着轻声说道：“法院来人了。”

我的喉咙一下子绷紧了起来。我原以为自己早就把生死看淡了，可真到了这一步，才明白，求生，是每一个活物最基本的本能。腿像被抽走了骨头，软得撑不住身子，我双手扶着墙，一点一点站起来，从嗓子里挤出一句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的话：“我……走不动，能不能……慢一点。”

女警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只伸出手臂轻轻挽住我的胳膊。她的手臂很细，却给了我一点支撑。我借着她那点力道，才勉强挪动起灌了铅似的双脚。

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我被带进一间屋子。里面已经站了两三个人，两名持枪的武警扶我站稳。隔着铁栅栏，一个中年男人展开几页白纸，照例问了几句，便开始宣读死刑执行命令。我的脑袋像被人倒空了一样，白茫茫一片，那些字句飘进来，却落不到实处。

“夏安怡！”那声音猛地拔高，像一记冷鞭抽在我耳膜上，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命令，现依法对你执行死刑，以上内容是否听清？”

我木木地点了点头。

“如已听清，就在执行书通知上签名，并按指印。”他递过来一叠文件和一支笔。我的手还在发抖，五指拢了半天才握住笔杆，逐份写下自己的名字，笔画歪歪扭扭，像小孩子的字。接着他又递过来一盒印泥，他把盒子推近，我伸出拇指，重重按下去，再按在纸面上，留下一个个殷红的、孤零零的指印。

他收回文件，语气松弛了些：“还有没有什么请求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我们可以尽量满足。”

“能不能……不死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，像片秋天的叶子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那目光里有同情，但更多的，是看一个说傻话的孩子似的无奈。他没有回答，我也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问题有多荒唐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又小声说：“那……能让我洗个澡吗？我想……干干净净地走。”他想了想，望了望我身后的狱警，点了点头。

“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吧。等下还有执行前会见。”

我愣住了。三年前被学校开除之后，父亲再没跟我说过一个字——他们搬了家，连地址都没告诉我。当初他拉下老脸，求了不知多少人，才争取到了一个留校任教的名额，却被我随随便便就糟蹋了，还是因为那种事。现在想来，用“道德败坏”四个字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。他一定对我失望透顶了。

母亲倒是在我刚被开除的时候打过一两次电话，让我好好过日子，找个正经工作。直到后来我因为各种原因被拘留甚至判刑，最后不得已去KTV陪酒为生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了。最后一条短信我还一直存着，上面写着：“我们搬家了。你爸爱面子，受不了别人指指点点。你也别来找我们。我们的养老金够花。我们也不指望你能像个正常人一般嫁人生子，你自己多保重吧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就彻底失去了他们的消息。

我抬起头，疑惑地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一位叫杜凡的先生。他自称是你曾经的朋友。按理说非亲属不能会见，但他托人走了请示，法院已经批了。”

心口猛地一缩。杜凡——那个消失了整整三年，却一直藏在我心底最深处、不敢碰、也不能忘的名字。是他带我见过天堂的模样，也是他，亲手把我推进了地狱的裂缝。“他怎么来了……”我喃喃着，眼眶有些发酸。

“行了，先去洗澡换衣服吧。”

我被架着走出会见室，拐进另一间空荡荡的屋子。一面墙上焊着两把长条铁凳，凳子上已经摆好了干净衣服——一条修身微喇的牛仔裤，一件浅色连体短袖紧身衣，还有一双系带凉鞋，跟不高，还算稳当。想来是女警从我那堆旧物里翻出来的，挑了很久才凑出这一身相对体面的衣服。随后一名女警拎来一桶热水和一条新毛巾，利落地卸掉我的脚镣手铐，声音轻轻的：“将就洗洗吧。水不够就喊我，我再去打。我就在门口。”我低低说了声谢谢。她转身带上门，我脱掉囚服，把毛巾浸进热水里，然后一寸一寸地擦拭自己的皮肤——从脖颈到肩膀，从手臂到腰腹，再往下，每一寸都擦得很慢，想要把那些看不见的脏东西，连同记忆里的罪孽，一并洗掉。

时间像沙漏里的细沙，一粒一粒地漏走。我擦完身子，换上那套准备好的衣服，对着空荡荡的墙壁站了一会儿，才朝门外喊：“报告，收拾好了。”女警推门进来收走水桶和毛巾，随后两名武警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捆麻绳。“双手背后，现在对你进行上绑。”我乖乖地把两只手交到背后，一名狱警按住我的肩膀，另一名武警利落地将我的双臂反剪，绳子一圈一圈缠紧，最后打了个死结——双手被牢牢固定在背脊上，根本动不了分毫。接着他又用一根绳子系住我的双脚腕，中间只留了大约二三十公分的空隙，然后在我胸前别上一张白卡纸，上面写着“夏安怡”三个字，黑黑的，像墓碑上的刻痕。

“迈一步试试。”他说。我虽然心里有数，可脚刚抬起来，就被绊了一下，幸好他及时扶住了我，不至于摔得太惨——可膝盖还是狠狠磕在了地上，疼得我倒抽一口凉气。被重新拽起来的时候，我下意识想抬腿弯腰看看膝盖，可双手被反绑着根本弯不下腰，脚下的绳子又让我迈不开腿，一抬腿重心一歪，整个人又朝前栽了下去。这次连武警都没来得及拉我，我就直直地摔在了地上，胸部着地，痛得我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止都止不住。

那两滴泪，像是凿开了某道堵了很久的堤坝。宣判的时候我没哭，复核下来我没哭，甚至刚才下达执行通知的时候我都没哭——我以为那几年已经把眼泪都流干了。可这一刻，所有压着的、藏着的、咬着牙不肯认的东西，全都没了遮拦。我瘫在地上，从小声抽泣变成嚎啕大哭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，嘴里还断断续续喊着“我不想死……求求你们了……”像个小孩子一样狼狈不堪。武警和狱警都站在旁边，安安静静地看着我，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场面，只偶尔俯下身，用纸巾替我擦擦眼泪。

不知道哭了多久，声音慢慢哑了下去。两名武警把我从地上架起来，大概是因为哭得太久，脑袋缺氧导致昏沉沉的，浑身软得像团棉花，根本站不稳。他们就那样半拖半拽地把我送回会见室。一名女警进来，用纸巾仔细擦掉我脸上的泪痕，柔声说：“整理一下情绪，有人来看你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没过多久，杜凡的身影出现在铁栅栏对面。那个我曾经无比依赖、后来却无比陌生的身影，缓缓坐下，隔着冰冷的栏杆望着我。我看见他的眼眶红红的。我好想伸手摸摸他的脸，可此刻被反绑的我，连碰一碰自己的脸都是一种奢望。

“好久不见呀。”我努力让声音轻快一点，可一开口就颤得不成样子。

“嗯，好久不见。”他低声应着，又故作凶巴巴地说，“谁允许你哭的！”——可我听得出来，他的尾音也在发抖。

“这次……实在没忍住。”我小声嘟囔着，还扭了扭身子，“他们绑得一点都不舒服，勒得我好疼。”

他扯了扯嘴角，想笑，可那个表情比哭还让我难受。接下来是长长的沉默。我就那样看着他，他也那样看着我，时间像是定住了，可墙上的电子时钟跳动的秒针，却时刻在提醒着我所剩不多的时间。直到狱警走进来提醒：“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”我慢慢站起转过身。

“安怡！”他在背后喊了一声，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，“对不起……”

我回过头，轻轻说：“照顾好自己。”

我被带出了会见室，再次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，以前带着沉重的脚镣，脚腕被磨的生疼，盼着赶紧走完，可这次，我却恨不得永远都走不完这条路。法院的车早已等候在院子里，简单确认身份后便将我押入了车子后面的单独囚室里，随着囚室铁门关上，车子也缓缓开动，看守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在车后慢慢合拢。窗外的景色也在一节一节地后退——从闹市到田野，再到一片荒凉。检察院和法院的人早已经等候在那里。

囚室门被再次打开，两名武警将我架了下去，我的双脚一沾到地面，整个人瞬间就像散架一样彻底瘫了下去，脑袋里嗡嗡作响，嘴里只剩些含含糊糊的句子翻来覆去：“我错了……我错了……求你们……我再也不敢了……”武警搀着我拖到人群前，有人拿着一份文件对我念了什么，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只感觉他把文件拿到我背后，抓着我的手按进印泥里，又按在纸上。

随后我被拖到不远处一块空地上，双腿软得跪都跪不住，一名武警拉着我后背的绳子用力把我拽了起来，用膝盖顶住我的腰，强制我跪稳。

“准备执行！”
“咔嚓”

枪栓拉动的声音像一声惊雷砸了下来。我忽然觉得大腿一片温热，然后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开始不受控制地向外涌，我下意识想使劲忍住，可仿佛已经失去了对这幅身体的所有控制权，用不上一点力气，只能任由它们疯狂的从我的身体下面涌出。巨大的恐惧像潮水一样灌进胸口，我喘不上气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意识模糊的边缘，我恍惚看见了杜凡，看见了妈妈爸爸——时间好像倒着跑了起来，越跑越快，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让我疯狂过、后悔过，却又在心底偷偷怀念了无数遍的夏天。